11月21日，在北京某家医院，上演了一出悲剧。一名叫李丽云的生命垂危的准妈妈，需要紧急进行剖腹产手术，其丈夫肖志军因为愚昧和不了解医学而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院没有争取到手术的权利，最终导致了李丽云和腹中胎儿的死亡。

  如果这个事件具有新闻价值的话，那么它的意义是很显然的，那就是，教育人们要尊重科学。但出其不意的是，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社会论题，引发了众多媒体和评论家的一场口诛之战。我在这里比较感兴趣的，是此论战中颇有激情的一方，那就是剑指医院，质疑制度，重提医患紧张，再砭社保空缺，甚至上升到阶层隔膜，尊重生命的大文化高度的这群“洞察者”。 这些激情辩论的人们真的渴望在肖志军自掘的废墟上构建出理想的大厦吗？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群体的心理。

一，他们为何偏向于外部社会的归因？

  我们在解释社会行为时，一般都具有高估个人或内因作用而低估情景作用的普遍倾向。比如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往往会认为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坏人”而不会去考虑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件坏事。但这群辩论者恰恰相反，他们看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肖志军直接导致了妻子的死亡，但他们却无视这一点，把责任归咎于外部。那是因为肖志军已经是一个弱势群体，攻击弱势群体既没有挑战性，也很难获得成就感，当他们脱离了朴实的事件本身而把其“意境”无限拔高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我们的社会评论有一种看似张扬着人道主义关怀的潜规则，就是当强者犯了错，我们对其归因倾向于自身的品性，当弱者犯了错，我们对其归因倾向于为社会所迫。隔着距离来攻击强者的确会让我们获得一种具有安全感的快意，因为强者始终让我们感觉到“不公平”和“压抑”。为什么我们那么热衷于名人的私生活？其实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在对他们“吹毛求疵”。

二，社会刻板印象带来的冲突

    所谓刻板印象，是指人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形成的对某类人或某类事物较为固定的看法（如我们认为法国人都是浪漫的，教师都是高尚的,老年人都是保守的）。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多少群体和领域有着刻板印象呢？不乐观的说，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几乎都是以这种标签的形式来判断的。这是一种认识上的捷径，但也是最危险的方式，容易导致偏见。举个例子，经济学家茅以轼曾经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富人说话》的文章，立刻招致民怨沸腾，问题就出在人们对“富人”的刻板印象上，也许还来不及看文章的客观论述，仅仅是标题就足以触痛他们敏感的神经。如果把题目改成“为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富人说话”那效果则又不同。李丽云的主治医生们也是被贴上了标签的（即刻板印象），医院的“乱收费”，医生的“冷漠”已经深入人心，当原本有生存希望的人死在他们手中时，人们的敌意一触即发。“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这个信念是此事件中的第二个刻板印象。这句看似无坚可摧的话也是有其特定角度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相对于历史，生命只是细节，相对于社会，生命只是元素，只有相对于个人，生命才是至高无上的（先烈在投身于革命时，其生命就不再是“至高无上”了）。个人的伦理情感是多元的，模糊的，主观的，一旦泛化，势必伤害到社会的刚性（如此才需“法不容情”），从而影响历史和文化的进程。第三个刻板印象是关于制度的。社会的某些弊端让人们对局部的一些制度产生质疑，总认为其不够完善。诚然，制度完善的过程正是一个不断被否定的过程，但绝不是一个意外事件能否定的。对于制度而言，特殊案例从来都是不能被保证的，否则所谓的秩序就失去了方向。这也体现了制度本身的双刃性。

三，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比事件本身更具有新闻性

  如今，媒体的张力已经拉伸到了接近断裂的边缘。他们饱蓄着洪波巨浪之势，只等着一泻千里。回想2007，杨丽娟折磨了我们多久？华南虎困惑了我们多久？《色戒》诱惑了我们多久？准妈妈之死，原本是只够轻描淡写的愚民自导的一个悲剧，却又被媒体和评论家们浓墨重彩的烘托成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制度问题”，“民生问题”，也许，它可以是任何问题，但绝不是“肖志军问题”，因为“肖志军”三个字没有意义。在“正义感”和“悲天悯人”的精神借助网络的力量再次大行其道的今天，却又不无尴尬的遭遇了当代经典的娱乐精神，所以，肖志军的服饰，喝水的动作，以及他吃的午餐，都在镜头前成为了特写。在琐碎的细节上配以“义正严辞”的旁白，就不免有些幽默的意味了。挖掘深度，扩展视角本是媒体的精彩之处，但对于肖志军这样一个极度偏执性人格的人，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出的非常态的举动，止于它的偶然性即可，若是一味挖掘其社会根源，就太过于牵强附会了，或者说，是对其真正的“必然性”找错了注脚。

   准妈妈死后的喧嚣，我们看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激情。